在2011年，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印尼，时任副外长的我深刻体会到多次会议的重要性。东盟成员国之间的会晤虽然常常面临意见分歧，但这些场合不仅是信息交流的平台，也为各方再次聚首留下了空间。会议室、餐厅或是线上交流方式，都是为了达成一种共识，尽管这个过程往往冗长乏味。
在外交工作中，能够在出现分歧时保持对话的愿望愈发显得珍贵。虽然达成共识是一个重要目标，但外交的成功并非仅仅由此评判。有时，最重要的成果便是双方依然愿意进行对话。在我眼中，这种对话的习惯尤为重要。
在中国工作期间，我观察到类似的思想。在圆桌上，虽然每个人的位置和发言权都明确，但却同样维持了有序的氛围。许多重大决策正是在这样的交流环境下形成的。这使我思考，在一个多极化迅速发展的世界中，这种习惯是否能够提供启示。
全球力量的变化要求各国迅速应对，但多极化本身并不阐明权力的运作或国际秩序的形成。中国的多极化理念强调平等、有序的国际环境，致力于推动主权平等。如何落实这一理念，并建立一种新的秩序，而非简单复制旧有的等级体系，或许东盟能够提供部分答案。
维持国际秩序不仅需力量支持，也需要对权力的行使设定约束。国际机制为各国提供了规范，通过可预期的行动，确保各方在面临分歧时能够理解彼此的立场。尽管各国在军事实力、经济、技术等领域的优势和依赖各不相同，但仍可探讨如何合理使用各自的资源。
作为东盟内最大的国家，印尼在接受协商一致原则时，意味着对自己影响力的自我约束。这种约束虽有其价值，却同时也能保障小国的安全感，使小国不会因集体表决而遭到印尼的强加。各方的接受与限度，是为了换取一种相对的安全感。
然而，东盟方式也有其局限。共识的形成往往拖延且需要反复谈判，随之而来的会议也层出不穷。因此，东盟并不是国际秩序的完美示范，但其带来的启示却在于：有效的合作无需所有国家在每个问题上达成一致，而是要为解决无法共识的问题留出空间。
尽管常态化的对话无法消除国力差距，也无法解决所有争端，但其在关键时刻能发挥重要作用，比如在决策过快时提供缓冲时间，或在紧张局势中帮助缓和气氛，促使各国适应不断变化的权力格局，避免每一次分歧都演变为危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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